10月23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智库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上海举行。作为亚洲覆盖范围最广的多边合作机制，亚信已走过32年历史。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亚洲地区严峻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局势，亚信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中国作为亚信的创始成员国，又在推动亚洲和全球安全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的专访中谈及了这些问题。
杨洁勉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杨洁勉表示，亚信作为一个完全由亚洲国家发起、亚洲国家推进、亚洲国家交流和总结的平台，32年来从最初的安全论坛到现在朝着机制化、组织化转型，从只讨论安全议题到如今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都进行了拓展，在亚欧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提高亚洲意识整体性和建立一个全洲型组织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是亚信创始成员国。杨洁勉表示，中国始终支持亚信的工作，热情参与亚信的各项机制和活动，特别是在亚信秘书处和亚信智库论坛建设方面有重要贡献。
杨洁勉指出，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在国际上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但要落实到行动上还需要一步一步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他表示，这几年中国在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上积极展开外交斡旋、劝和促谈，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本身做判断，不站队、不选边，为维护世界稳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相信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会有更大贡献。
亚信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澎湃新闻：今年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成立32周年。您如何评价亚信这些年所取得的成果？
杨洁勉：在30多年里，亚信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三点。第一，这是一个完全由亚洲国家发起、亚洲国家推进、亚洲国家交流和总结的平台，不像许多国际组织和机制是由西方所推进、所主持的。
第二，亚信的发展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不断往上走、往好走的趋势。亚信一开始只是一个论坛，现在逐步向着机制化、组织型的方向发展，而且讨论的问题最初还是受到欧安会影响，讲欧洲的安全，然后延伸到亚洲的安全，所以叫做亚信，但是30多年以后完全不一样了。
第三，亚信成员国通过这个平台不断地进行交流，从比较集中谈安全问题——2014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亚信元首峰会通过了中国倡议的新安全观——到现在在经济文化等等方面也进行了拓展。所以说，亚信现在在亚洲，或者说在亚欧地区正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澎湃新闻：在2022年的亚信元首峰会上，亚信提出了要从地区论坛转型为国际组织。这意味着在亚洲地区又将出现一个以推动地区安全和稳定为主要目标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亚信的这种转型，会不会与地区目前已经存在的一些国际组织产生功能和目标上的重叠？从论坛变为国际组织，对亚信和这些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杨洁勉：有重叠、有交叉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生活在同一地区。但是亚信有它的特殊性，有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首先，目前在整个亚洲还没有一个全洲型的组织，比如说在欧洲有欧盟，在非洲有非盟，在拉丁美洲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但是在亚洲就没有。亚洲现在最多的国际组织是次区域性的，比如说东盟，或者独联体等等，亚信属于提高亚洲意识整体性和从整个亚洲范围来规划，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
其次，亚信主要是由亚洲的南方国家、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主导和推进的，所以我们的亚洲元素更多，我们亚洲的前景可以借此得以更快更全面地发展。
最后，因为有这么一个机制，所以就会有相应的任务，加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高官、外长等等之间的联系。一开始亚信主要的活动就是一年开一两次会，现在随着任务的增加、世界形势的变化，活动和工作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亚信秘书处现在工作就比以前做得很好，从无到有，从有到好。
此外，亚信的智库论坛也是从无到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不但推进首届亚信智库论坛的举办，这几年也一直代表中国智库，作为轮值主席参与亚信智库论坛的工作，而且很不寻常的是，我们还成功连任轮值主席的工作，这说明亚信国家智库的同行对我们的信任。
澎湃新闻：最近2年里，亚洲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不减反增。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三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对抗正不断升级，甚至有演变为地区战争的危险，地区也面临安全、能源、环境等多方面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亚信在推动区域和平、稳定和发展上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洁勉：我觉得首先我们亚洲地区要继续加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我们经常说发展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关键钥匙。经济发展了，社会稳定了，战争和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少一点，或者说是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其次，光有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不够的，因为战争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东西，从原始社会国家雏形出现，就开始有了战争。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说要不断地建设和平、保卫和平，和平力量强大了，战争的动因就减少了，不义之战的可能性就会少。
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要一夜之间短时间内改变它是不可能，但是可以少一点、轻一点。像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它们确实是存在的，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结束了。但如果我们把时间的尺度放宽，眼睛看得更远一点，就会注意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全球规模的战争，特别是当初人们十分担心的核战争并没有发生。同时，战争发生的次数和它所涉及的地区地域也有所减少，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的。
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会有更大贡献
澎湃新闻：作为亚信创始成员国，中国在亚信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杨洁勉：建立亚信是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巴尔耶夫1992年在联合国提出的设想，中国是第一批参与亚信的国家，是创始成员国。对亚信的建立，中国是积极支持、热情参与，使组织机构平台得以登台亮相，并且持续30多年。很难想象亚洲互信、亚洲信任这么一个平台，没有中国参加将会怎样。
其次，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亲自参与亚信相关活动，习近平主席在许多重要的场合提出了非常有影响力的倡议，特别是2014年在上海举行的亚信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安全观，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最后，中国非常支持亚信。在实际工作中，比如说经济文化交流等，中国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中国对亚信秘书处，亚信智库论坛都有很重要的贡献。我觉得下一步，在国际传播、国际教育以及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方面，中国还要有更大的存在感。当然，跟有些组织机制相比，现在亚信的声音还不那么强，传播还不那么远，现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高质量的推进。
澎湃新闻：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亚信峰会上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2022年，习主席又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这些倡议如何与亚信自身的发展相对接？
杨洁勉：新安全观从2014年提出已经有10年时间了。新安全观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一个提炼。全球安全倡议是与已有的各种倡议相辅相成，我们现在说的三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现在应该说，全球发展倡议在世界上反响最大，全球文明倡议的历史意义和时间长度最长，全球安全倡议的任务最重，因为现在的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就是要用这些倡议的原则理论，要把这些倡议机制化，把它们落实到行动上，一步一步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当前首先要反对在亚洲搞集团对立，搞所谓的“小北约”等等；现在亚洲已有的安全架构，比如东盟对话机制，我们要把它做好；同时也要看到亚信的不足，因为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松散，希望通过机制化、机构化和组织化，在这方面有一个更大的、跨越式的进步。
澎湃新闻：中国积极参与亚信会议，也积极对本地区以及世界上其他热点地区展开斡旋外交，如俄乌，巴以，伊朗沙特等，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在全球展开的斡旋外交以及在政治和平解决地区冲突和全球问题中发挥的角色和作用？
杨洁勉：中国在保卫和平、建设和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斡旋是其中之一。中国推动伊朗和沙特复交、促成巴勒斯坦各个派系达成共识等工作，应该说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另一个就是中国主张劝和促谈，坚持根据这个事情的是非曲直本身做判断，不站队、不选边。打个比方，你如果看到街上两个人打架，头破血流的时候，首先要隔离开他们，这就是我们劝和促谈最重要的意义。
可能有的时候，有些国家和地区对这一点不太理解，或者支持不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复杂化以后再回过头来，就会理解中国这种做法的意义。比如说中国在俄乌冲突上的和平倡议，现在支持的人就比当初要多很多。
当然中国的努力、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能力也需要不断累积。我们经常说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我们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冲突都管起来、都管住，所以我们要找最重要的、同时影响到我们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事情，先把它管起来、斡旋起来。
有句话叫做急事先办，就是说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很紧急的事情，你先要把它停下来。应该说，中国在制止战争、冲突、杀戮和维护稳定方面做了很大贡献。我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高，我们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会有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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